数字经济有很强的普惠性，对缩小收入差距、推动共同富裕发挥了巨大作用。
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一宏伟战略目标，经济发展是根本。居民财富的增长则是改革开放之后的故事了。
但在此之后，中国的财富分配分化加剧。此外，基于皮凯蒂领衔的世界不平等数据库(World Inequality Database)，2000年的时候，中国顶端10%人群的财富尚不足居民财富总量的50%，低于同期美国、法国、英国、俄罗斯等国。而个人财富和高速积累也堪称史无前例：发达经济体个人财富积累已经历了数百年，而中国居民部门真正的财富积累仅从改革开放始。考虑到华娄公共物品供给相对充足，民间基本实现了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因此其更称得上是前工业化时期共同富裕的范本。三是国民收入占比中劳动收入份额在不断下降，资本与劳动的关系和位势需要调整和再平衡。
进入 张晓晶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二十大 财富积累机制于是，政府动员资源、强制储蓄、提高积累率、加快资本形成，就成为建国之初及后来较长一段时期经济建设的中心任务。目前相关补贴正快速消减。
中国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已经深度融入了全球化体系。事实表明，全球化能够极大地增进世界各国人民的福祉。我很难预测转折点在何时发生，只能说在政策失败，尝到苦果时才会发生。以我长期在政府工作的经验，针对特定企业支持的产业政策，成功的案例极少，普惠型产业政策效果可期。
历史经验表明：贸易保护主义解决不了任何问题，贸易保护主义本身就是问题。面对短期内一些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思潮，中国的态度十分明确，那就是：继续坚定不移地支持全球化，坚定不移地融入和推进全球化。
不少国家将必需物资，特别是抗疫物资的产业链吸引到周边，以往由比较优势驱动的全球化，现在不得不叠加公共安全因素，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在我看来：这恰恰是我们需要维护全球化、捍卫全球化的理由，而不是反对全球化的理由。在过去四十年左右的时间里，我们经历了人类历史上波及范围最广、影响程度最深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例如新能源车在中国异军突起，一定程度上得益于政府基于减碳为目标进行的阶段性产业补贴。
全球化的基本假设是参与各方接受比较优势原理，清除贸易壁垒，全面扩大开放。过去十年以来，我国坚持开放共赢的原则，继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先后推出了一系列扩大开放的重大举措，取得显著成效数字技术的生产性服务需要专业，需要实现规模经济。未来企业的演化存在不确定性。
第三，积极发挥大企业作用。第一，实现数实融合，要考虑数字化成本问题。
讨论数字经济、数实融合，实际上是在讨论怎样使数字技术企业更好为其他产业，特别是为第一产业、第二产业服务，使这些产业实现数字化。比较理想的情况是大企业带动一大批中小企业、初创企业，共同形成产业链、创新链，以帮助实体经济实现数字化。
数字技术一方面降低了市场交易成本，另一方面也降低了企业组织成本。鼓励平台企业进一步发展，有利于数字经济做大做强。同时，多样性、小而美也是企业未来演变的趋势之一。数字经济是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的主要经济形态。按照三次产业划分规定，数字技术企业在一定程度上应该被视为第三产业的一部分。从经济政策角度讲，我们要鼓励大企业发展，要着眼于如何推动大小企业相得益彰，共同推动产业更好发展。
数字经济新的形态以及它所提供的广阔市场空间，使各种企业在这个空间中都能获得较大发展。制造业企业内部原本存在从事生产性服务的一些部门，但由于数字技术的发展，诸如工业设计、物流、运输、仓储以及信息服务部门等原先在企业内部的服务业逐步被分离出去，以专业生产性服务业的形式存在。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把握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方向，推动制造业、服务业、农业等产业数字化，利用互联网新技术对传统产业进行全方位、全链条的改造，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发挥数字技术对经济发展的放大、叠加、倍增作用。数字技术在电商、物流、广告等领域应用发展很快，取得了较大成效，现在比较滞后的是制造业数字化。
这当中存在很多具体问题，一方面，数字化转型需要硬件支撑，基础设施建设需要成本投入，而这种投入往往不是一次性的，且收益具有不确定性。就数字经济而言，有规模效益才能有竞争优势。
如果加上过去存在于企业内部被分离出去的生产性服务业，很多国家的制造业比重其实并没有下降。理解这个概念的积极意义就在于明确数字应用、数字技术实际上是一种服务业，要服务制造业、服务农业，服务实体经济。第二，要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数字经济发展既需要大企业的综合性解决方案，也需要一些小企业的专项和专业服务。
大企业在创新投入和创新能力上更有优势，有利于开发新产品、新功能。当然，对大企业也要有各种监管措施，而且监管要对各类企业一视同仁，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持续发展。
另一方面，数字化改造在一定意义上是以数字化和精细化为方向，是整个企业构架、组织形式的再造，这种转型显然也需要成本。数字技术的应用可以说是对生产企业的一种服务，在这一过程中，应该有专业化企业进行专业化服务，从实体企业需求出发，找到各种合理解决方案。
经济日报智库圆桌第54期邀请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樊纲围绕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进行研讨。此外，大企业更有能力进行综合性服务。
这种分工可以促进企业发展，提高整体产值，是有效益的一种改进。进入 樊纲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企业创新数字技术的生产性服务需要专业，需要实现规模经济。经济日报智库圆桌第54期邀请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樊纲围绕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进行研讨。
第三，积极发挥大企业作用。从经济政策角度讲，我们要鼓励大企业发展，要着眼于如何推动大小企业相得益彰，共同推动产业更好发展。
第一，实现数实融合，要考虑数字化成本问题。这当中存在很多具体问题，一方面，数字化转型需要硬件支撑，基础设施建设需要成本投入，而这种投入往往不是一次性的，且收益具有不确定性。
第二，要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数字技术一方面降低了市场交易成本，另一方面也降低了企业组织成本。